（四）開物成務之精神
作爲“天下學規”的《白鹿洞學規》首倡“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理，不能簡單目為迂闊。中華文化精義所在，便是這看似平常的日用倫常的擺正，即得以使正道立、大道成、天下平。從開物成務的角度考之，亦可透進朱熹立此學規的深意。故此，張栻《岳麓書院記》也說：
三代導人，教學為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76
亦可如此說，開物成務與經世致用乃是一體之兩面。至於治平之道，說難不難，不過就是導人於善，而導人於善，又以擺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關鍵。天下紛亂，亂的只是人心和人倫，天地大自然周流運轉，並不預此繁雜。因此，前述書院的志學精神、辦學精神、學術精神，必導向於開物成務的規模與格局。這是人從自我逐漸走向人群，從關心自己而體恤他人的過程。曾任共學書院山長的陳淳於《示學者》中謂：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因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同一例觀，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77
亦可謂玄妙之說往往拔高，乍看似乎開新而有所別於過往，實則“下學工夫”全無，卻犧牲了“上達”的路子。屬於下學部分的“為己之學”能擴充而至於心胸開，萬理明澈，博古通今，則王道事業自然水到渠成。故陸九淵《白鹿洞講義》謂：
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志，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78
一名經過甚深學術涵養的君子，必是“心乎國、心乎民”，不亟亟於個人是非得失、名利權望的人。故曾任明代白鹿洞山長的胡居仁其《規訓》也強調說：“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79王文清《讀史六法》其三“原治亂”和其四“考時勢”之說，全從此處立足。80基於此，一些書院的日課安排，一方面寬鬆，一方面卻甚有講究，如李顒《關中書院學程》其四規定：
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此窮理致知之要也，深研細玩，務令精熟，則道德經濟胥此出焉。夫是之謂“大人之學”。81
道德乃經濟的前提，而經濟則是“經邦濟世”之簡稱。顯然，“大人之學”就得開物成務，經天緯地，否則只能是孔子所謂的“小人儒”而非“君子儒”。姚江書院《規約》其一強調：
志小不可語大人之事，宏大磊落，孜孜不懈，收拾精神，徹骨徹髓，見得超然。蓋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82
如此學統，由來已久。《尚書》〈堯典〉說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處屬於孔子所謂的“為己”的範圍。至於後面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幫”，則已經是從自我走向人民，從人民走向家國，從家國走向天下。《大學》的“在明明德”亦從個人心性涵養言，然“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則已經向外擴展，已屬經邦濟世。“己”的德與學，乃開物成務的基礎，兩者互為因果。錢公賓四先生《論語新解》註釋《季氏》篇“見善如不及”章時謂：
蓋聖人之學，以經世為本，而不以獨善為極。不惟成己，亦當成物。83
這種根柢於志學品格與氣節的經濟天下的傳統，保障了民族與國家的前程，亦保持了文化與學術的成就。朱熹訓誡門人的一段話甚有意思：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卻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84
若僅從學術的角度著眼，一般人於此等處該會嗤之以鼻，不敢苟同。然而從中華文化的特質言，經世致用乃學術的保障卻是事實。孔子“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知其不可為之的精神；子路“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及《禮記》〈儒行〉所謂的“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皆蘊藏著極深的護國愛民、兼濟天下的傳統情操。從學術的角度審視，即便是開清代考據學風氣的顧炎武，其《日知錄》序也說：
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85
顧炎武的考據成就，全從他甚深的憂患意識與承擔精神中開出。86因此，清代超過百年的考據學學術趨向，不該僅僅從純粹的、封閉的、現代的學術觀念中求。至於中華文化經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最終完善於《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從中華文化精神審視，開物成務乃必然的趨向，因爲如此乃可繼承天地之志，輔助天地以化成天下。如此論述看似迷信，實則為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傳統的真實内容。按中華文化的道理言，人而不能使自己以及萬物走上正道，符合道的規律，反而一切往道的反方向走，那是人的背信棄義，一切將於道的離棄中逐漸敗壞。馮從吾《太華書院會語》如此説道：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過為鋪張。若反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景，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大人至聖為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意思矣。87
馮從吾“逡巡畏縮不敢當”之說，亦是今人毛病。以爲聖賢學術功業純為後世推尊所致者有之，以爲聖賢乃少數而非大衆所能學者亦有之。繼承中華文化者必須知道的是，不管朱、陸、王之異同如何，人人皆可為堯舜的道理是一致的。劉熙載《持志塾言》〈濟物〉謂：
己與人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念此，焉得不覺其痛癢相關，而以推己及人為切切也？88
推己及人方才是傳統精神，志學精神、辦學精神、學術精神中皆含有此種貫通一致的文化精神。劉熙載更言：
己富而能濟人之貧，己貴而能恤人之賤，己智而能覺人之愚，己勇而能振人之弱。與物為體，即是可推。89
這是過去學有所成的大儒者、大學者所共尊的道理。康有爲《長興學記》更言：
自黃帝、堯、舜開物成務，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爲仁也……故孝悌於家者，仁之本也；睦姻於族者，仁之充也；任恤於鄉者，仁之廣也；若能流惠於邑，則仁大矣；能推恩於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於天下，仁已至矣。90
以仁作爲坐標來立論，人倫的層層遞進與推濶，盡在仁的範圍底下。至於開物成務的方式與成果，卻並非只有一個準則，一種結果。對此，清儒陸世儀所言甚確：
小儒孤憤成何事，遯世須開萬古蒙。91
“小人儒”滿懷孤憤，對世間問題多俱牢騷，實際上於人世的改善與提升全然無涉，同時也無濟於事；然而，相較而言，看似遁世無甚作爲的行爲，若能透過自身學養和教學的增長，對人世間的影響卻往往可以是千秋百代的。考之史籍，孔孟如此，朱、陸、王及其後學盡是如此。因此，開物成務不一定表現為外在的事功。關於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還須明辨的當屬功利或是公利的問題，馮從吾《太華書院會語》說得極爲恰切：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卻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卻不可認功利為事功。……以功利為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92……
事功之說，如朱子般復辦已經廢棄的書院，或是新辦一所書院，並自己講學其中，不能不謂之也是事功的一種；至如曾國藩戎馬生涯，功勳卓著，於公務繁雜中亦不忘辦學，訓誡學子，也是事功的具體展現。不管是前者或後者，一致的卻是不以功利為事功，乃真能克去己心之私，在道義和公利中，在文化傳統中做人、做事。惟須贅言的仍是為學與做人同條共貫的道理，《朱子語類》〈中庸一〉答問學子問謂：
問：“戒慎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卻在博文。此事獨腳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93
一般而言，但凡論及開物成務或經邦濟世之課題，今人皆容易忽之並目此為理論而已。實則考就典籍，事實俱在，不容多辯。查閲《中國歷代書院志》可知，除了心性涵養的内容以外，上至山長，下至生員，所學習和考究的内容，真可謂天文地理無所不備，即包含人文領域的内容，也包含科學領域、政治領域等等内容。諸如《學海堂三集》陳澧的《黑水入南海解》94、《學海堂四集》趙齊嬰的《漢書西域圖攷》、馬貞榆的《漢書地理志應劭水道攷》、潘珍堂的《古代田攷》、潘乃位的《秦楚之際諸國形勢論》、譚宗浚的《東漢風俗論》（上、下）、陳瀚的《古今治盜各有得失論》95；《詁經精舍文集》徐養原的《算法借徵論》、洪震煊的《夏小正昏旦星說》、趙春沂的《牛耕說》96；《詁經精舍文續集》陳一麒的《禹貢三江解》、許嶸的《三角八綫圖説》97；或是《南菁講舍文集》章際治的《洛邑成周王城分合攷》、楊世沅的《二十四氣原始》98等等，書院學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天文、地理、曆法、農耕、水利、軍事、算術、考古等等。《學海堂三集》甚至還專門輯錄了諸生徒的《農具詩》十二首，説明書院教學除了立定品格根本，如何入世做事，以至治國、平天下皆一一有所講求。再考之朱一新的《無邪堂答問》，亦可看到曾經主講端溪書院、廣雅書院諸書院的朱一新對於時事和家國天下的關注。如答問關於新疆形勢、吉林黑龍江邊防、黑龍江邊界、漢書食貨志、治河方法、西學、中學西學關係、吉林去俄羅斯遠近並其地形勢等等，這是今日學人讀書為學極不容易企及的廣博境界。《近思錄》“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99或“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100之說，正是這種極富承擔精神，捨我其誰的文化精神。臻此境界不僅僅須要客觀、理智與冷靜而已，對此錢公賓四先生《文化與教育》〈如何建立人文科學〉曾言：
所貴於人文科學家者，正在其不僅有理智上的冷靜與平淡，更應該有感情上的活潑與激動……若他對於人類極淡漠，極冷靜，他將絕不會深切透進人類之内心，而為人類社會創闢道路，指示方針。那他決不能成一理想的出色的人文科學家。101
要之，傳統書院教學的格局，遠遠超越今世的大學教育。專科劃分過細，於正道全無交涉，反而更不容易打開心志，培育剛健精神，養育士“無恆產而有恆心”的承擔精神，也就更枉論關切民生與治平之大道，以及由此開闢出來的寬廣無垠的學術以及精神領域。張載“為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說，歷來學者奉爲圭臬，不是泛泛之談而已。
76 《中國歷代書院學記》〈岳麓書院記〉，頁二六。
77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共學書院志》卷中，一九六頁。
78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一《白鹿洞志》卷六，頁三六九。
79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一《白鹿洞書院志》卷七，頁九〇六。胡居仁還說：朱子曰……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所當為。竊謂學者需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焉。
80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四《長沙岳麓書院續志》卷一，頁四三七。
81 《中國書院學規集成》卷三《關中書院學程》，頁一六五一。
82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九《姚江書院志略》卷上，頁二八〇。《書院規要六事》其六“究當世之務”引朱子言曰：“天生一個人便須管天下事，此安定經義之外所以有治事齋也。”頁二八二。緊接著下來的《姚江書院訓約》其二還強調說：人情、物理、時勢皆聖人之學，故曰道一以貫之。頁二八三。
83 《論語新解》，頁五〇四、五〇五。
84 《朱子語類》冊七〈訓門人四〉，頁二八〇一。
85 《日知錄集釋》，頁一。
86 《日知錄集釋》頁二，顧氏《與人書二十五》也說：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87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六《太華書院會語一》，頁六九二。
88 《劉熙載文集》〈持志塾言〉，頁三六。
89 《劉熙載文集》〈持志塾言〉，頁三六。
90 《中國書院學規集成》卷三《長興學記》，頁一三一四。
91 《示虞九二絕句》其一。錢公賓四先生輯錄《理學六家詩鈔》，頁二七四。
92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六《太華書院會語二》，頁七一四。
93 《朱子語類》冊四〈中庸一〉，頁一五〇〇。
94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四。
95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四。
96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五。
97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五。
98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十一。
99 《近思錄》，頁三五。
100 《近思錄》，頁四五。
101 《文化與教育》，頁一五八。關於迷信科學，錢公還說過：“若科學非得冷靜與純理智，那科學便是不人道。把不人道的科學所得來的智識，應用到人生方面，這一層不得不格外留神。”（《湖上閑思錄》〈科學與人生〉，頁六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