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 馬來西亞華教之問題
我國華文教育之創始，若追溯至1819年檳城五福書院之濫觴，102至今已經有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兩百年趔趄走來，風風雨雨，既有外部的威脅至今不衰，亦有内部的問題更須直面。本文姑且不論華教兩百年來之貢獻，僅提出亟待解決之重大問題，庶幾華教在内憂外患之中，調整步伐，端正方向。此處參照傳統書院的精神，以期華教復歸中華文化之母體。
問題一、商業思維導致方向之偏差
中國士、農、工、商的傳統，在現今世界早已經不復存在。目前世界性的大潮，乃為商業化、消費化、工具化所主導，商人的地位遠超士人而上之。如此現象，自然並不發生於近世，錢公賓四先生《文化與教育》〈從兩個世界說到兩种文化〉已謂：
最近四五個世紀以來的西歐文化，這是現世界人類文化之主潮，亦是現世界人類文化之准則，但不幸這一個文化，卻是十足道地的商業文化……現代科學，只在商人的老虎身上添了一對翅膀。只是商業文化利用了科學，並不是科學文明管制了商業。103
錢公的論述説明現行西方文化的主體乃是商業文明，即便科學也早已經為商業所利用。放眼環顧，不難發現作爲人類生活之一部分的商業文明、商業思維，已然不安於本分，無論是文學界、宗教界乃至於教育界，無不受此牽連，一一變更了過去崇高而神聖的形象。諸如學校聘請激勵講師培訓老師和學生、引進ISO作爲管理模式、耗費巨資以源自美國的“七大習慣”作爲標榜、不斷強調億萬富翁的成功人生以及在校園内開設高檔咖啡館等，其中弊端足以撼動教育的本質。如此現象，無不是商業文明與商業思維的侵入所致。教育本該與現實俗世界劃清界限，學校的職責乃在於培養學生質樸和淳厚的性情，如今卻恰恰反其道而行，以引進俗世的功利模式與内容為榮，教育神聖的地位墮落殆盡。《東林書院志》下卷《二惑》的一段内容正可用以警醒：
某某等之病，不在講學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104
教師於課内課外所強調的正心誠意内容，與學校所行一一背反，乃至於教師於課堂上也不得不配合學校方針，宣說世俗化、庸俗化、膚淺化的内容，首先便已經將言行不一致的觀念，潛移默化地教給孩子們。另一方面，將教師等同於一般員工，高度剝削教師的時間和精神，致使教師不能安心讀書、備講，教師缺乏提升個人素養的空間與時間，必然導致教育品質的低下。
事實上與其控訴世界的墮壞，不如思深慮遠、探本溯源，讓教育回歸正道。社會環境與人心的污染，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惟有學校站穩立場，拒絕潮流化、功利化的強勢進攻，將孩子養育成品格崇高，能夠獨立思考，具有自制、自理、自愛、自律的人，庶幾現實俗世界纔有變更和趨向良善的可能。錢公賓四先生《晚學盲言》〈雅與俗〉說得好：
遠俗乃能近道，捐俗乃能建德。離俗愈遠，捐之愈盡，而後道德之意始顯。105
孩子自小便無甚道德品格觀念，又何望其長大後能撥亂反正，還人世一片幽靜的藍天？淵雅必為凡俗的指引，自古已然的事實，有再次被思考和重視的必要。再者，現代化、商業化、消費化背後所包含的内容，實則是高度的西化。如此一來，以捍衛母語教育、傳承中華文化為職責的華教，所面臨的嚴峻考驗乃是如何於面向世界的同時，堅守崗位不變質，以及保持自身的特色以及使命。否則，通過母語母文的學習，以便更好地維護中華文化的華教傳統，遂將成爲空談。要之，華小、國民型中學、獨中以及華文大專院校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嚴峻的外部環境而已，内在自我的變質和腐朽，或許是更爲竣切的考驗。
商業思維的弊端，其一乃在於求新求變、無情無義的特質；教育原則的施行，則在於永恒價值、原則、規範與情理兼備的教導。由此可見，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所存在的巨大矛盾。商業文明的媚俗，必然使教育淪爲招徠顧客、服務顧客、卑躬屈膝的犧牲品。至於教師的服務員化，校長的主管化，則是唯一的墮落方向。因此，華文教育仍須提防的問題，還包括了因市場化而丟失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則。學生非顧客，學生的多少、喜好、評價等等内容，非學校以及老師的考量内容。反之，必為錢公賓四先生所謂的“揠苗助長，便是不恕”：
因求功利，乃重機巧，其心向外，不免欲役物以自逸，異於自然忠恕純白之心，故稱之曰“機心”。106
忠恕蕩然，何望文化之建設、人心之復歸？《史記》〈趙世家〉肥義答趙王曰：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以衆人之欲望為教育的准的，以民風民俗為主要的研究和探討内容，深度的缺失自不待言。即便該有的廣博基礎，以及寬大包容的襟懷，亦必被消極取消。故此，中國當代作家張煒在《書院的思與在》說：
今天做書院的人，其職業感受越少越好。我們是在做一種時代的非常事業，這是自信的事業，獻身的事業。這不是僅有一份職業的勤奮就能做好的。107
書院即學校，無論中小學或大專院校，能夠在普遍的商業化大潮之下保持學術般的謹慎，自覺疏離商業文明、商業思維，方才能還原教育的本來面目，為後人保育唯一不被污染的清靜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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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董總五十年》，頁一八二。五福書院乃廣東會館，與吉隆坡陳氏書院一樣，以服務族群為主要職責。私塾之創設乃應族人之須，因其乃一般教授《三字經》、《百家姓》等之私塾，故僅為我國華文教育之濫觴，與典型的書院不能相比擬。若按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簡史》，“倫敦佈道會傳教士米勒（William Milne）曾經提過，1815年期間，馬六甲有三間華文學堂”以及“教會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所提供的資料，1815年馬六甲已經有九間華人私塾，其中八間專供福建學童升學，約有學生150名；另一間專供廣東學童就讀，約有學生十幾名”，則我國華文教育史當超過兩百年。（《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簡史》，頁一三）
103 《文化與教育》〈從兩個世界說到兩种文化〉，頁一五〇、一五一。
104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七《東林書院志》，頁七九。
105 《晚學盲言》（上）〈雅與俗〉，頁三三七。
106 《雙溪獨語》篇二十五，頁三六一。
107 《書院的思與在》，頁八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