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二、功利思維不利士君子之養成
基於商業思維的原因，目前教育界的急躁與浮誇現象，十分令人擔憂。上文曾提及“七大習慣”等的引進校園，乃功利化地希圖以簡單易於操作的模式，為學校創造有利的條件所致。殊不知如此一來，挑動的正是教育自身。教育的無能爲力，反而需要借助商業界功利化、模式化、簡便化的一套理論，宣示了教育的敗落。而急切地想孩子短時間内成人成才，或是便於管控，則已忽視個體生命成長的規律。教育而不能容許各個孩子從容有序地成長，此乃教育的偏頗與失職。純粹從華教的角度審思，無論是配套式的“七大習慣”或不定期邀請激勵講師進駐校園，卻從來不積極正視傳統文化精神的學習，昭示的是華教自我蔑視傳統的事實。
至於片面強調分數以及考試表現，無非是自小便教會了孩子功利的計較。一切由功利始，一切以功利終，一般民衆或者商賈皆可承擔此任務，何勞老師與學校之設立？更爲迫切需要正視的問題是，學校片面施加壓力於學生，並透過各種方式製造各種優異成績的假象，背後的真實因素卻是為學校博名聲，廣招生源而已。學校儼然商場，可嘆之極。《新修寧鄉縣玉潭書院志》卷二收錄《程子朱子教學要言》首引程子話曰：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108
孩子自小便利欲熏心，虛僞而非淳厚，實在不是貴為師長者所該樂見其成的情景。名利之心積習難除，日後的治學與學術亦只能是空談，華族期待甚久的大師，必然夭折。錢公賓四先生談及現代中國無思想家時說：
中國近幾十年來，只有各種的運動，各種的思潮，而沒有思想家。109
運動或思潮也只是一種急功近利。功利的方式僅能大量製造商人，或者以各種知識技能謀生圖利的專業人士，至於品格高尚，為世俗楷模的士子學人，亦必無生成的可能。如此言並非徹底拒斥考試，合理的考核原是學子自我檢測與鞭策的重要方式。關於科考，《新修寧鄉縣玉潭書院志》卷二《程子朱子教學要言》引程子和朱子言，十分精道：
程子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達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擧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擧，然豈能累孔子耶？110
今日學校課程以及課外内容繁雜，卻無理想的文化精神教育，故此既“奪志”也“累”孩子，不僅僅學子與科考互累，即便老師與家長亦疲於奔命，各個皆於忙亂中喪失真我。而其外在表現則為浮泛，考試過後所學即忘記，全然不知精熟的重要性。關於此，可參考王守仁《教約》：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 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111
王氏自得之說甚好。個體生命的成長須要自己去體會、感悟和力行，學校不必要將學子的時間和精神完全佔據。讓學生在合理的時空内消化所學，讓一切的美善由内生發出來，這是中華文化自古已然的傳統。另一方面，“現代科舉”不談心性涵養的弊端，人與人之間連基本的情誼也不具備，乃十分驚人的現象。關於此，朱熹的經驗正可為今日之借鑑：
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112
以科考為目的的學校，“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的情景，目前學校十分普遍。學校淪爲“聲利場”，師生形同陌路，如此境況可以用“慘烈”來形容。功利思維的弊端，錢公賓四先生曾獨到說過：
當今世界潮流，全部人生，幾全為工商貨利所主宰、所驅使。人盡陷入物質要求之深阱中。理智亦徹底功利化。藝術文學，全變爲商品，若一切必待投入市場，乃始有其意義與價值。於是乃失其内在的至純無雜心，而代以市場求售心。一切惟尚時代化、大衆化、通俗化、外在化，不貴内心自得；循至各人本初具有之一顆心靈，為藝術文學之真泉源者，亦湮沒窒塞，不復萌生。則全部人生終必淪胥以盡，更何論於道義。113
以上是華教目前的一個極端現象，另一個極端現象則是片面強調快樂學習。持此理論者以爲，學子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作業，考試必須完全排除，教師以及家長以朋友的姿態引導即可，任何“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聼其言也厲”的態度和方式，必將扼殺學子的性情與天賦。回視傳統，康有爲“非逆不能擴”之說，也即是“克己”。“克”有節制的意思，也有制止的意思。“逆”、“克”多年來形成的習氣、坏習慣，從一般人性言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然而從生命成長的角度言，惟其如此生命纔有進一步蛻化的可能。而從文化精神言，克盡己私，充分認識自己，循序漸進地剔除種種惡習，原是生命最大的快樂，故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由此觀之，時下流行的快樂學習理論，也是功利思維下的產物。忽略生命成長的本質，希圖以最簡便和不傷和氣的方式，以臻於生命理想的境界，無非是討便宜的想法而已。類似的西化方式，同時還強調學子的個人表現。以樂於表現、愛好表現為學子天才的判斷標準。如此亦違背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按中華文化的准則，好表現往往與巧言令色為同義詞。内心仁德者，往往“訥於言，敏於行”，以忠厚誠樸、剛毅木訥為主。關於中華文化的深藏内斂，錢公賓四先生《晚學盲言》〈存藏與表現〉總結的非常好：
中國人言樂，主存藏，不主表現。有存藏，自能有表現。能表現，仍貴能存藏。114
主存藏的表現異於主功利的表現，真正的表現是自然而然的，而非造作所能達成。此中差異仍在德性的養育上，故中華民族論教育，必輕視功利而特重德性：
中國教育則在教人學爲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類自有理想，乃教人求為一文化人、理想人……知識乃後天之事，由後天獲得，共人生部分之用。德性乃佔人生之全部分，並由先天傳來。故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識教育乃可分別授受。115
故此可知，培育士人，養育君子，乃教育之本分。至於時下毫無文化涵養，僅知謀求一己之私的商賈，從來不是關注的重點。何以教育以教養士君子爲其天職？錢公賓四先生論之甚精到：
士不以各人衣食私生活爲志，而以社會人群共同生活之道德真理爲志。故士在下，則爲師。在上，則為君卿，為百官，從事於政治。君師合一，政教合一，人生與道德合一，於農工商三階層之上，有此一負責追求共同關係、共同目標、共同理想之道德知識。道德知識即是日常人生具體實際之知識，而由士階層負其追求傳遞發揚光大之重責。116
簡而言之，把學子教養成士君子，以後各個階層，各種人物都具備甚深涵養，並知所進退，如此才有望天下之靖安和諧，人類社會自可不斷深化與升華。高攀龍《水居漫興》其十曾如下描繪自己，正好移以説明傳統士人：
山人別無妄念，三茶兩飯便足。種成百樹梅花，此是窮奢極欲。117
一個知足，不汲汲於名利聲色，以涵養個人德性為重心的士子，方是教育以及社會嚮往的人物。而如此的人物，也唯有不熱鬧的地方方能養成。中國當代作家張煒《書院的思與在》說得極好：
這兒首先是一個拒絕的地方，而不是接納的地方；這兒是一個寂寞的地方，而不是一個熱鬧的地方。118
熱鬧虛僞的場所適合做生意謀生，寧靜真摯的環境適合培育讀書種子，教養俊秀豪傑，這也是書院千古不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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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四《新修寧鄉縣玉潭書院志》卷二，頁五三七。
109 《文化與教育》〈中國思想界的出路〉，頁一三九。
110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四《新修寧鄉縣玉潭書院志》卷二，頁五三九。
111 《中國書院學規集成》卷三《教約》，頁一五九二。
112 《朱熹集》卷六十九《學校貢擧私議》，頁三六四一。
113 《雙溪獨語》篇三十，頁四三〇。
114 《晚學盲言》（下）〈存藏與表現〉，頁五六九。
115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略論中國教育學〉，頁一七二。
116 《雙溪獨語》篇二十五，頁三六五。
117 《理學六家詩鈔》，頁二四〇。
118 《書院的思與在》，頁八四。
119 《中國歷代書院志》冊四《長沙岳麓書院續志》卷一，頁四三七。
120 錢公賓四先生《雙溪獨語》篇十三謂：故中國傳統中之儒家人生，忠孝節義，多是陽剛的鞭策人向前；而中國文學中詩的人生，比較多陰柔的安慰人退後。“道義”的人生，與“文學”的人生，同樣顯露了中國傳統人生之一面。頁二〇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