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躁動不安的社會，沒有空間讓專靜優美的理念生長；一個迫切而功利的現實，不會允許崇高的理想得以發揮。一個看似講求開明與開放的人，如若心心念念於政治和商業的種種操作模式，乃至於低劣的炒作手段，所謂的文明與多元，剝開漂亮的外衣，赤裸裸展現在世人眼前的，只能是片面與狹隘，野蠻與手段，權利與慾望。不管對外的説辭以及形象如何超拔，只要精神内涵空洞，操守薄弱，縱使孜孜宣說地聲嘶力竭，最終自私自利的面目，必會昭然於世。
尤其當一個社會只要方法，不顧思想以及精神的時候，上述的種種，是可以預見的結局。方法固然是需要的，千千萬萬的人，億兆的事，缺乏方法，自然不能正確和准確地應對。然而，由於駕馭這千差萬別的方法者，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那麽就不能將人等同於工具，以爲設定好一切程序以後，方法便必然行之有效，首尾相應貫通。諸如制度的建立一般，制度固然重要，完善的制度乃是民衆與家國的其中一項保障。可由於制定制度的人，以及執行制度的人，乃是一個變化莫測的生命體，基於此緣由，制度之上便不可以忽略了人的真實存在。
不真實確是時下之大趨勢，同時也是時下之大病。理論玄遠，境界超然，口號響亮，一旦不真實，一切便盡皆落空。落空以後的心靈與思想空虛，正是邪魔入侵的大好時機。多少人，多少事，便敗壞在空虛和狂妄之下。其實，外邪還好驅逐，内邪的生起，則並不那麽容易修整。一個心念不正的人擁有諸種方法以後，方法足以讓他名成利就，反面觀之，這種種的方法則讓更多的人墮入黑暗。缺乏精神與原則領航的方法，極易導人於巧僞。人一旦巧了、僞了，濁世洶洶，人便再也難覓清靜之所，真誠與樸實的知己。
孟子說：“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和方法可以經由傳授而獲得，然而高明的技巧，靈活的運用，尤其是舉一反三的智慧，則非傳授可及。自己不勤奮刻苦、不用心細心以及好學深思，再多的方法也不能運斤如風。至於審時度勢的應變，更是須要高度的智慧不得。而高度的智慧不生於技巧，生於真實的涵養。具備了真實的涵養與智慧，方法也就不會淪爲形式。只講求方法的人，往往容易爲方法所桎梏。越是講求方法，反而越顯呆滯與死板。方法轉而成爲種種鐐銬，捆縛心靈。無奈的是，懶散不思、機心巧詐的人，經常見樹不見林，作繭自縛而不自知。 由此，即便方法就在眼前，往往也會視而不見。
精神生於涵養，涵養必生智慧。以此爲原則，便不妨各自隨機應變，按照具體的對象、事物、環境和局面等因素，創造恰當的方法。 《尚書》<盘銘> 所謂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處的“新”與時下追逐的“新”，實在並不是同一囘事。天馬行空的“新”，充斥私己慾念的“新”，以及唯利是圖的“新”，最終必將一一被淘汰。而但凡有精神、有操守、有意義、有道德的“新”，最終必然會轉化爲全人類的記憶與歷史，從而成爲生命之經驗，甚而至於升華爲傳頌千古之經典。
要之，方法總是次要的。自我的學習與增長，涵養以及智慧的提升，方才是此中的關鍵。按中華文化的説法，這也就是——道。“道”乃是形而上的，形而下的才是方法。因此特別喜歡向人索取方法的，越是要特別小心謹慎。孟子說：“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用現在的話來説，即是：賢人總是自己徹底明白了，然後才去使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模糊不定，卻想著用這不清不楚的東西，企圖使人明白。因此，人越是氣急敗壞的尋求方法，你就離真實的方法越發遙遠。最終，亦必連最真實的自己以及豐富的人性也一併丟失。
這是追逐巧僞的唯一結局。可不慎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