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为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卒于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之七世纪到八世纪之初，距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当西历之十二世纪，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慧能实际上可说是唐代禅宗的开山祖师，朱子则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释开出此下中国学术思想种种门路，亦可谓此下中国学术思想莫不由此两人导源。言其同，则慧能是广东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说是福建人，两人皆崛起于南方，此乃中国文化由北向南之大显例。言其异，慧能不识字，而朱子博极群书，又恰成一两极端之对比。
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一曰积，一日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存是积，化是消。学术思想之前进，往往由积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积存。正犹人之饮食，一积一消，始能营养身躯。同样，思想积久，要经过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会贯通。观察思想史的过程，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积能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融合，如乳投水，经慧能大消化之后，接着朱子能大积存，这二者对后世学术思想的贡献，也是相辅相成的。
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经，派别纷歧。积存多了，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张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简易方法，使此下全体佛教徒，几乎全向禅宗一门，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学路径，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也可说，从慧能以下，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也可说，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间的佛教，犯了“实”病，经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学兴起，诸大儒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诸人，他们都曾参究佛学，其实他们所参究的，也只以禅宗为主。他们所讲，虽已是一套新儒学，确乎与禅宗不同。但平心而论，他们也似当时的禅宗，同样犯了一个虚病，似乎肚子吃不饱，要待朱子出来大大进补一番。此后陆、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顾、王诸大儒，在积的一面。而大体说来，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界，七八百年间，主要是偏在积。
佛教有三宝，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说法者，法是佛所说，但没有了僧，则佛也没了，法也没了。佛学起于印度，而后来中断了，正因为他们没有了僧，便亦没有了佛所说之法。在中国则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绵延不绝，我们一读历代高僧传可得其证，因此佛学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大支。而慧能之贡献，主要亦在能提高僧众地位，扩大僧众数量，使佛门三宝，真能鼎足并峙，无所轩轾。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的社会，似乎在传统方面，已是荡焉无存，又犯了虚病。即对大家内心爱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吞枣，乱学一阵子，似乎又犯了一种杂病，其实质仍还是虚病。试问高唱西化的人，哪几人肯埋首翻译，把西方学术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们般的努力，既无积，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长久营养不良，虚病愈来愈重。此时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便该学朱子，把旧有的好好地积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进中国来。最少亦要能积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积存到中国社会来，自能有人出来做消化工作。到底则还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国文化中消化佛学，自有慧能而佛学始在中国社会普遍流传而发出异样的光彩。
讲佛学，应分义解、修行两大部门。其实其他学术思想，都该并重此两部门。如特别着重在义解方面而不重修行，便像近世中国高呼西化，新文化运动气焰方盛之时，一面说要全部西化，一面却又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流下，又有人说佛教乃哲学，非宗教，此是仅重义解、思辨，却蔑视了信奉修行。两者不调和，又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大病痛。
稍进一层讲，佛教来中国，中国的高僧们早已不断在修行、义解两面用力，又无意中不断把中国传统文化渗进佛教，而使佛法中国化。我且举一慧能以前的竺道生为例。竺道生是东晋南宋间人，他是第一个提倡顿悟的。所谓“顿悟”我可简单把八个字来说，即是：“义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义解，不在外面文字上求，都该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说法迎合汇一，如是则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须悟后乃有此境界，亦可谓得此境界乃始谓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则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说法人。如竺道生说一阐提亦得成佛，明明违逆了当时已译出之《小品泥洹经》之所云。但竺道生却说，若我错了，死后应入拔舌地狱；若我说不错，则死后仍将坐狮子座宣扬正义。此后慧能一派的禅宗，正是承此“义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来。
此前佛门僧众，只知着重文字，宣讲经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颗心。直到不识一字的慧能出现，才将竺道生此一说法付之实现，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学僧人，和慧能不同，两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因为竺道生之博学，使人认为其所悟乃由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惟其慧能不识一字，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而实由心悟，而禅宗之顿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将偏重于慧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来谈他之悟。若少注意到他的修，无真修，又岂能有真悟?此义重要，大家应注意。慧能是广东人，在他时代，佛法已在中国渐渐地普及民间，佛法从两条路来中国：一从西域到长安，一从海道到广州。当慧能出世，在广州听闻佛法已早有此机缘。
据《六祖坛经》记载，慧能是个早岁丧父的孤儿，以卖柴为生，他亦是一个孝子，以卖柴供养母亲。一日背柴到城里卖，听人念《金刚经》，心便开悟。此悟正是由心领会，不藉旁门。慧能便问此诵经人，这经从何而来，此人说：是从湖北黄梅县东山禅寺五祖那里得来。但慧能身贫如洗，家有老母，要进一步前去听经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钱助他安置了母亲，独自上路前往黄梅。我们可说，他听到其人诵《金刚经》时是初悟，此后花了三十余天光阴从广东到黄梅，试问在此一路上，那时他心境到底如何?他自然是抱着满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这种长途跋涉的艰苦情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可想知他在此三十余天的路程中，实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真实的心修。
到了黄梅，见到五祖弘忍，弘忍问他：“你何方人，前来欲求何物?”他说：“惟求作佛，不求余事。”这真是好大的口气呀!请问一个不识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胆?当知道这正与他三十余天一路前来时的内心修行有大关系，不是临时随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时的心境，早和在广东初闻诵《金刚经》时，又进了一大步，此是他进一步之悟。
当时弘忍再问：“你是岭南人，又是獠猖，若为堪作佛?”他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猖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此一语真是晴天霹雳，前无古人，想见慧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没有人说过，在他之后，虽然人人会说，然如鹦鹉学舌，却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实悟。弘忍一听之下，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为使他不招意外，故将明珠暗藏，叫他到后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慧能眼巴巴自广东遥远来黄梅，一心为求作佛，却使他去厨下打杂做粗工，这是所为何来?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厨下劈柴舂米，此时他心境应与他到黄梅初见五祖心境又大不同，这些工作，好像与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其实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杂工，便正是叫他“修”，也便是做佛正法啊!
慧能在作坊苦作已历八个月，一天，弘忍为要考验门下众僧徒工夫境界，叫大家写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写，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写，在墙壁上写一首偈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首偈却又不敢直陈五祖，但已立时传遍了东山全寺，也传到了慧能耳中，慧能一时耐不住，也想写一偈，但不识字，不能写，只好口念请人代笔写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又当知，此“本来无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个月磨米中磨出来的，只此一颗清清净净的心，没有不快乐，没有杂念，没有渣滓，没有尘埃，何处再要拂拭?此正是慧能自道心境，却不是来讲佛法。此时则已是慧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见了慧能题偈，对于他身后传法之事，便有了决定，他到磨坊问慧能：“米熟了没有?”答称：“早已熟了。”弘忍便以杖击碓三下，背手而去。有这老和尚这一番慈悲心与其一代宗师之机锋隐语，配上慧能智慧大开，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柴，教他舂米就舂米，不折不扣，潜心暗修，时机一到，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于三更时分，由后门进入老和尚禅房，弘忍便把宗门相传衣钵付给与慧能，嘱他赶快离开黄梅以防不测，慧能说：深夜不熟路径，五祖遂亲自把他送到江边，上了渡船，离开了黄梅。我们读《坛经》看他们师弟间八个月来这一番经过，若不能直透两人心下，只在经文上揣摩，我们将会是莫明其妙，一无所得。由上说来，我们固是非常佩服六祖，亦不能不佩服到五祖。但五祖也不是一个博学僧人呀!
两个月后，六祖到了大庾岭，但在黄梅方面，衣钵南去的消息也走漏了，好多人想夺回衣钵，其中一个脚力健快，赶到大庾岭见到了慧能，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位曾经是将军出身的陈慧明追赶六祖的目的，无非是在衣钵上。即时六祖便把衣钵放置石上，陈慧明拿不动衣钵，转而请教六祖，问：“如何是我本来面目?”六祖说：“你既然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良久又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麽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这是《坛经》的记载，但以我个人粗浅想法，慧能本不该把五祖传授衣钵轻易交与慧明，可是逼于形势，又属不能坚持，所以置之石上，意谓：我并无意把衣钵给你，你如定要强抢，我也不作抗拒。另一方面的慧明，本意是在夺回衣钵，待一见衣钵置于石上，却心念一转，想此衣钵不好夺取，所以又转向他自己本来面目，这正由要衣钵与不要衣钵这一心念转变上来请问。若说衣钵在石上，慧明拿不动，似乎是故神其辞，失去了当时的实况，但亦同时丧失其中一番甚深义理，这也待我们心悟其意的人来善自体会了。我们当知，见衣不取，正是慧明心中本来面目，而慧能此一番话，则成为第一番之初说教。
慧能承受衣钵之后，又经历了千辛万苦，他自说那时真是命如悬丝。他是一不识字人，他在东山禅寺，也未正式剃发为僧，他自知不得行化太早，所以他只是避名隐迹于四会猎人队中，先后有十五年之久。每为猎人守网，见到投网的生命，往往会为它们放出一条生路。又因他持戒不吃荤，只好吃些肉边菜。慧能在此漫长岁月中，又增长了不少的潜修工夫。比之磨坊八月，又更不同。
后来到了广州法性寺，听到两个僧人在那里争论风动抑是幡动，慧能想，我如此埋藏，终不是办法，于是他上前开口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此语被该寺座主印宗听到，印师也非常人，早已传闻五祖衣钵南来，如今一听慧能出语，便疑他是受五祖衣钵的人。一问之下，慧能也坦白承认了。诸位又当知，此“仁者心动”四字，也并不是凭空说的，既不如后来一般禅师们之浪作机锋，也不如近人所想，如一般哲学家们之轻肆言辩。此乃慧能在此十五年中之一番真修实悟。风动幡动，时时有之，命如悬丝，而其心不动，这纯是一掴一掌血的生派经验凝炼而来。慧能只说自己心情，只是如实说法，不关一切经典文字。自五祖传法，直到见了印宗，在此十五年中，慧能始终还是一个俗人身份，还没有比丘的具足戒。自见印宗后，才助他完成了出家人和尚身份。此下才是他正设教度人的开始。
六祖不识字，在他一生中所说法，只是口讲给人听，今此一部《六祖坛经》之所有文字，乃是他门人之笔录，他门人也把六祖当时的口语，尽量保持真相，所以《六祖坛经》乃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宋朝两代理学家之语录，也是受了此影响。依照佛门惯例，佛之金口说法始称“经”，菩萨们的祖述则称“论”。只有慧能《坛经》却称“经”，此亦是佛门中一变例，而且是一大大变例，这一层，我们也不该忽略过。若说《坛经》称“经”，不是慧能之意，这又是一种不必要的解说。
我们必要明白了慧能东山得法此一段前后十六年之经过，才能来谈慧能之《坛经》。《坛经》中要点固多，但在我认为，所当注意的以下两点最重要。
其一，是佛之自性化。竺道生已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此佛性问题不是慧能先提出，慧能讲“心即是佛”，反转来说则成为佛即是心。此与竺道生所说也有些区别。慧能教我们见性成佛，又说言下见性，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能含万法，万法在人性中。能见性的是我此心。故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他说：但于此心常起正念，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又说：能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他强调自修心、自修身，自性自度。又说自修自成佛道，此乃慧能之独出前人处，亦是慧能所说中之最伟大最见精神处。
其二，是佛之世间化。他说“万法皆由人与”，“三藏十二部皆因人置”。“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欲求见佛，但识众生，不识众生，则万劫觅佛难逢”。这样讲得何等直截痛快!
总而言之，慧能讲佛法，主要只是两句话，即是“人性”与“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却不教人摒弃一切事。所以他说：“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所以他又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说：“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又说：“自性西方。”他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国?”又说：“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慧能讲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摒弃世俗，只求心性尘埃不惹，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孝悌仁义齐家治国。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
现在我再讲一则禅门寓言来作此文之结束。那寓言云：有一百无一失的贼王，年老预备洗手不干了，他儿子请老贼传授做贼技巧。某夜间，老贼带他儿子到一富家行窃，命儿上楼入室，他却在外大叫捉贼，主人惊醒，儿子无法，躲入柜中，急中生智，故自作声，待主人掀开柜门，他便一冲逃走。回家后，埋怨老贼，这时贼王却向他说，你可以单独自去作贼了。这是说法从心生，真修然后有直悟。牢记这两点，却可帮助我们了解慧能以下禅门许多故事和其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