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課程、活動一覽

雙親節隨想——山長王德龍

       过节一般来说都是愉快的。当然，有一些节日在欢快中，往往也令人进入沉思，比如端午节。这样的一个日子，除了赛龙舟、吃粽子，我们也在无限的怀想中，提醒自己向屈原学习，也提醒自己不该让另一个人不幸成为下一个屈原。也有一些日子，我们本该在思念中略带微微的忧伤，然而因为难得的家族聚会，这种追思先人的节日，往往亦伴以情感纽带得以维系的欢愉，此如清明节。也有一些原来是某宗教的节日，随着时移事变，除了虔诚的教徒依然恪守节日的意义外，神圣的日子遂沦为苍白的狂欢和无谓的消费，例如圣诞节。也有的节日，原来是某民族十分重要的庆典，随着殖民掠夺狂潮的淹没，几乎成为时间巨轮底下被碾碎的干尸，诚如华族的孔诞。

         如果细加探究，大部分的节日，在人们不自觉中已经逐渐淡化了它原有的意义，丢失了它丰厚的精神内涵。更多的甚至被商业利用为赚钱的工具。如此说并非意味着商家借节日来牟利便完全是错的。但是，如果货不对版，或价钱与内容不成正比，或曲解了节日的意义，这本身就该检讨。至于参与的人，除了盲目消费、人云亦云以外，自身是否对节日的意义和精神有所了解，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或许可以先谈谈母亲节。据维基百科说，母亲节的源头可以追朔至古希腊。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目前几乎全球通行的母亲节，则导源于1908年5月10日，在安娜.贾维斯的倡议下，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州正式开始。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母亲节提案，并规定家家户户悬挂国旗，以示对母亲的尊敬和爱戴。从此，安娜.贾维斯母亲所喜爱的康乃馨，便成为了母亲节必不可少的花卉。

         至于父亲节则晚于母亲节诞生。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父亲节诞生于1910年，由美国华盛顿州的布鲁斯.多德夫人所倡导。多德夫人于1909年父亲逝世后，将仿造母亲节的想法告诉瑞马士牧师，通过瑞马士牧师的协助，迅速获得各教会的认同，并于第二年在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定为每年的第三个星期日为庆祝父亲节的日期。不管是母亲节或父亲节，其意义当然是感恩父母的无私奉献，以及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

         值此双亲节，庆祝之余，我们当知感恩父母，孝顺父母不仅仅只是节日当天而已。华族没有所谓的母亲节和父亲节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孝文化里头，孝顺是无时无刻，当下便是的。《论语》里孔子曾言：“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用现代的白话来说便是：狗和马都能够通过给它们粮食而被养活，因此，不尊敬父母亲，纯粹只是养活他们，这和养狗养马又有什么区别？当然，给家中老人一个好的脸色，不发脾气，大吼大叫让他们伤心，这实在是作为儿女的我们，在老人家们还健在的时候，不得不赶紧完成的生命功课。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色难。

         至于“敬爱”父母到底包含些什么具内容，也就只好我们各自反省，各自领会，各自用心落实了。

赤子之心——掌學黃智鴻

或問：赤子之心？
對曰：本心。

再問：何也？
對曰：孝悌。


三問：何依何據？
對曰：請誦《論語》：孝悌也者，人之本歟。又云：本立而道生。蓋不忘本者，天地良心也，乃所以由赤子之心萌養而推擴耳。

精專——掌學黃智鴻

或問：精專？
對曰：博約。
再問：何也？
對曰：真精必博，真博必精。學習之心量不博，但美其名曰專精者，非真實也，乃隘陋之粉飾也。又雜學漫獵者，無一貫之大志，心浮氣躁，無所操守也，此則不可與博約者同日語也。
三問：專家？
對曰：不如通人。但知得木字旁之字詞，而不理會水、火、金、土等諸部者，縱專研有得，將如何構得成一篇文章？文辭一篇，有金木水火土之匯通交織，不亦正常乎？又豈可按此而盡斷為不精乎？

人在藝術中——山長王德龍

        走在槟城或马六甲的老街上，战前的房子以及商铺，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精细的做工，以及岁月镌刻的痕迹，深深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果仔细玩味，不难发现，这些老街区的匾额、对联、招牌等，也是形成文化历史氛围的重要因素。走在槟城老城区，我国著名书法家崔大地先生、孔翔泰先生以及竺摩长老的书法，举目皆是。就连现代草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也都陈列其中。至于马六甲，华教元老沈慕羽先生厚重的颜体更是花开遍地。若将这一些书法尽皆除去，古城的精神与气质将明显改变。

        在我国，但凡历史近百年的城市、市镇，这种以书法形式呈现的匾额、对联、招牌等，一直是老城区、老街区人们熟悉的艺术形式。惟其熟悉，因此也经常不以为意。倒是生活在比较新的城市或社区里的人们，对这一些艺术形式被电脑字体迅速取代，往往显得敏感，并且经常不约而同地发出慨叹。时代在进步，时代在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变化之中是否可以容许不变？或者，在变化之中，原来的艺术形式是否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关注和保留？

         先不说匾额与对联，即便是招牌，除了新颖的各种设计以外，邀请书法家或者能书者题字，是不是可以纳入门面设计的考量？电脑字体固然有多种选择，但是适合作为招牌字体运用的，大概也还是那么几种。更为关键的，当然是电脑字体的格式化、平面化、庸俗化。如果细加思考，不难发现传统以书法形式制作的招牌，极富个性与美感，更能让一间店面和一座城市焕发光彩和生命力。

        到博物馆、艺术馆、画廊去观赏艺术品，固然是极具品味的生活方式。然而同时也该作如是想：艺术本就应该回归生活。生活中举目便是艺术，人在艺术中，不是更好的一种生命状态么？而如果教育更重视的是潜移默化，那么除了规定的音乐、美术教育以外，孩子生活的空间便不乏艺术的因素，岂不是教育的其中一个重点？商家们以一个小小的招牌，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历程中，既富于意义，又可以改善自己的门面形象，何乐不为？

         除此以外，书法家、艺术家甚至在学的学生，因此可以获得相应的润笔，可以更好的生活，从而更专注于创作，不也是国民可以略尽绵力的事情么？与其慨叹学习和从事任何一门艺术，注定要一生坎坷，不如思考我们如何创造一个适于艺术家生存的空间；与其感叹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不如思考如何让书法家安定下来，在比较宽裕的生活空间里继续学习与提升，真正用心于创作，如此一个地方才具备了翘盼大师身影的条件。

         而就一个地方的面貌言，或灵动，或典雅，或厚重，或朴实的书体，正是一座城市、一个市镇迷人的独特姿态。 在丰富与多元中，全民正把自己生活的环境，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展览馆和休闲空间。天天游走于如斯优美的书体中，人的心情，人的气质，又怎能不好呢？

從 “文 刊 三 者” 談 開——掌學黃智鴻

《佛教文摘》第128、129期·閱星樓專欄稿

                                                       

黃 智 鴻

        按往聖先賢的智慧，並從人文大群體的歷史經驗來説，現代人應該要能認識到這一實理：文教單位最忌從摧殘人本，而去遷就制度；文教事業最宜從堅守氣節，而來擺正時尚。至於護持文教刊物，要在講求“三者”相長，而同氣相求以匡扶世道。天、地、人，所謂三才，而編者、作者、讀者，即所謂“文刊三者”。此三者恰有一比，曰松、曰竹、曰梅，所謂“嵗寒三友”，堅貞不屈是也。三者和合，形神兼備，心心互動相感，然後氣血貫通脈搏，思路銜接理念，於是乎飽含生命的文字便誕生了，而當下的筆墨躬耕也就穿透了時空。如何是“穿透時空”？想上一代人的未來是我們的今天，而下一代人的過去也是我們的今天。如此説來，敢問何處是當下？當下是何處？是何處當下？活在當下還需活在歷史，活在歷史即活在天地間，活在天地間即活在宇宙中，活在宇宙中即活在無我緣起性空中。我們通過閲讀上一代人所遺留下的筆墨，能夠聽見他們的心聲，了解他們對未來的展望，更了解上一代人對現代人的期許。同樣的，下一代人將透過今天的筆墨，而來聆聽我們這一代人的聲音，並定論我們這一時代所無法當下定論的許多人、事、物。且從容緩思，細細尋味或不難發現，此刻的潛力其實早已滲入到了來年花果，而平心靜氣，凝神諦觀，自又可深刻地見證到：明日的事實正在點滴地受哺於今日的理想。

        理想以志學為基礎。因此，編者耳目宏廣，則格局氣象萬千；作者筆墨嚴謹，則學風敦厚雅正；讀者持心莊敬，則氛圍善美純真。一言以蔽之，真正的文刊編者、作者、讀者莫不屬於重視精神生活的一群，而換言之，所謂“文刊三者”即是能夠抉擇、嚮往、品味“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文字的一群人。這好比松骨、竹節、梅韻之堅守品格而不懼嚴寒也。再進而言之，重視精神生活的人對文字都會有一種深情，而對物質生活極度奢求的人，將逐漸與文字相疏遠，不是和文字的軀殼相隔離，而是對文字的靈魂喪失了感受力。總而言之，此地若有虛心聆聽的人，便自會有用心講述的人；能有用心講述的人，便自能召至虛心聆聽的人。如果編者能夠邀來更多用心、虛心的人，便可以凝聚起風氣，而進一步吸引其餘即將用心、虛心的人的初發心。如此一而二，二而三，三而無窮。三者和合，内聚力量，積久自可成一穩局。接著讀書向學的風氣便會從此地延伸至彼地，而先於我地成氣候的別地，亦會因我地有此氣象而互感相應，漸漸地點綫相連、經緯交織，如同古印度所描繪的“因陀羅網”，重重無盡而一顆顆互輝相映的寶珠各有千秋，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千種風情、萬家燈火不害其一貫之大明。到此時候，自見一個個無我的文字皆化鑄成了一千手眼的同體文心。

        其實，此刊編者、作者亦無非他書之讀者，而此書最理想之讀者不一定是某刊之編者、作者，但此刊最理想之編者、作者必定是某書最理想之讀者。如此説來，則“文刊三者”的真精神亦無非是一，而非二非三。三者不過是在崗位任職與立場事相上有相對的區別而已，至於在理上則仍是有機循環，其本質等無差別。此等無差別之本質即一片文心。文心以文道、文德為内涵。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之為道為德，既然要在行遠化久，那又何必強求眼前的歡呼掌聲，而在意馬上的時效成績？登高窮千里，大可不必急於外在的拉攏推銷，但求志同道和，開卷有物，泉清滌塵；何需烏合之衆，門庭若市，口多味濁。若此時願意從容靜思，則不妨先從大處著眼，溯本尋源，自見我中華民族的教育傳統向來都是主張學人“入門需正，立志需高”的，而我等佛子初時長跪於佛前受三歸依，一入門更是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一律平等，證明師莫不教之同發四弘誓願。即使是對處境極其困苦的鬼道眾生，在施食濟度的佛事上，僧師與之權授歸依儀軌亦不忘勸發四弘誓願。循此理而反問之，則又不知現前學人究竟有何大苦衷，而不能立志發願？

        立遠志、發大願是古今人物得以成就的一大正因。關乎此，有一人一書有待學人誦習，清代識佛大儒劉融齋作有《持志塾言》（《劉熙載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其言曰：“志乃人之大主意，一生學術事業，無不本此以貫之，故不可容其少有差失。立志需是正而實。立志只是立其為善不為惡、從正不從邪之志。”又說：“立志可以為學，而學亦即學爲立志也，儼然學焉，而志實不立，雖誦讀多、考索悉，終不免為小人之歸矣。”對喜愛嘆老嗟卑者則指出：“人若半途能立志，直如起死回生，半途自惰其志者，反是（生亦同死）”。還說，人如果認爲年紀大了便來不及學了，反正也追不上了，那就乾脆不學算了，那麽，這種想法便如同說人老了，牙齒脫落了，消化系統不好了，可以不必再進餐了一樣滑天下之大稽。至於在道德與藝術的關係上，融齋先生說得既圓且方、甚切而活：“志於道，則藝亦道也；志於藝，則道亦藝也。故君子必先辨志。”若追問如何是“志”？其言曰：“人不學聖人，不是不能，只是不肯。”此話亦原自《論語》。當年有一怠慢學生向孔子說：“不是我不知道聖賢之道有多好，只是我真的沒能力去學啊！”孔子聽後從容地說：“一個人走累了，他會停下來休息，這時他真的是力氣不夠了，但是你卻一步都還沒開始走。”雖説開展文教事業一起步便信道自守，不免有雪地冰封之感，然而，總比日後積重難返、改革無效來得輕安自在。古訓教人“美成在久”，孟子認爲讀書擔道之人是“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拓寬路徑、放開眼界大可爲了理想，而在物質上長期憂困，也終不可爲了不甘寂寞，而在精神上擦脂凃粉。“當知憂與困也即是人生之本質。你若怕有憂，你若怕遇困，你會不懂什麽是理想。理想正是面對著憂與困而來。理想便正要在憂與困裏打開一出路。你懂得面對你自己的憂與困，你便會產生你自己個人的理想。你懂得面對社會大衆的憂與困，你便會產生對社會大衆的理想。你懂得面對國家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憂與困，你便會產生對國家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理想。在面對此種種憂與困中有學問，在面對此種種憂與困中有智識，因而有理想，因而有事業。深言之，這才因而有人生呀！不懂得面對此種種憂與困，試問哪裏來學問，哪裏來智識，哪裏來理想？深言之，這又哪裏是人生呢？”（錢公賓四先生《新亞遺鐸·告新亞同學們》）

        高尚的人生無不重内質。前人有齋聯題爲“室雅何須大，清韻不在多”。關乎學人素質，唐代賢士劉禹錫《陋室銘》早有佳句，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此意扣緊《論語》，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實，仙者、龍者，所喻指的亦莫過於君子務本、務實的内修功夫。關於内修，印順導師在《永光集》裏有一段訪談錄，老人家指出：“講到修學佛法，也還是要能夠放得下，安心好好學習一下，才能夠對佛法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否則，會說、會講的，就博得聽衆的奉承，把場面弄得轟轟烈烈的，外緣太多，也把大好的修學時光荒廢了，倒不如安心修學，持之以恆，對佛法有正確深刻的認識來得好。”（《憶福嚴二三事·談佛教在人間》）足見謝絕外緣是立學之大前提，這所以古來有志求學者都要有閉關禁足的時段。清初大儒張履祥曾定有學規——“學人五戒”：一戒閒思慮，二戒閒言語，三戒閒出入，四戒閒涉獵，五戒接閒人與閒事。讀書求學而能謝絕外緣，只因不急功近利，能夠“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便能制心一處，如此信道自守，澹泊寧靜，將來回首自可無悔。關乎此，錢公賓四先生有句真切的話：“你立意讀一書，盡可以附帶做讀此書的筆記，卻不要專為要著作一篇像樣而急待發表的論文才去翻書。這是決不同的兩回事。聰明而有志的青年，自然不肯為要趕成幾篇不成熟的著作而犧牲了自己讀書時大的眼光與活的精神。”（《學龠·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大眼光離不開大志願，而活精神則少不了一大段死功夫。要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不下苦功的内修終非内修。

        深厚的内修必含有一份智慧的理想。想每一份文教刊物在其主因與衆緣未能和合之前，必有一段或長或短的醖釀時期，而此籌備過程中所遺留下的一片空間，最爲需要相關者去回頭漫步，往復端詳。倘能溫故知新，自見此空間所保存下的一片初心，而這顆初心依然不變地守護著並推動著重撿者的精、氣、神。其實，所謂的初心亦無非當初許下的那一份理想。舉凡有志於文教工作者莫不抱持一種不共世俗的理想，而此理想實質上是扎根現實的，也就是“不共法”中有“共法”。這就並非如同淺俗者嘴裏所吐出的一句“太理想化”所能評價的，畢竟，“夏蟲不可與語冰”，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急著去強求市井島民給予大關懷與深體諒呢？還是孔子看得透：“別人不了解我，我不着急，我最擔憂的是，我不了解別人”。須知，古來仁人志士所發出的理想，它不僅僅是要能面對現實、參與社會而已，它還要更進一步地去導引人群，讓人人皆可以逐漸成爲實現理想的一份子。如此説來，則可否嘗試將聖賢大理想述説成：是一種涵蓋世俗共法，而又超越世俗共法，最終世人都可以在逐漸清醒時與它共法的相對世人醉夢時而言的不共法。

        詳觀其實，可見真正的理想必有層層的思想為核心，而精深的思想必有一番理想為動力。大思想不是一般人所能感發的，但大理想無不關係人文大群體的心聲。人間的思想是人類對心中理想的一種自覺表露，眼前看似個別的人生，其實一個個的生命意義，又何嘗可以脫離歷史上一群群的人類理想。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們此刻未能共同依法聖賢的大理想，只因未識得自己之真心，所以要求師為我安心，但最終卻發現無心可以取來請師安，則此時又何來有所謂我心、衆生心、如來心？《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故說此理想是一種涵蓋世俗共法，而又超越世俗共法，最終世人都可以在逐漸清醒時和它共法的相對世人迷夢時而言的不共法。《圓覺經》亦有一言，曰：“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想衆生迷時拒受，則視“共法”為“不共法”；醒時自覺，則知“不共法”為“共法”。其實，“不共法”即非“不共法”，是名“不共法”；“共法”亦非“共法”，是名“共法”。“共法無異於不共法”即非“共法無異於不共法”，是名“共法無異於不共法”；“不共法無異於共法”亦非“不共法無異於共法”，是名“不共法無異於共法”。

        把話再説回實處，菩薩行者廣開方便而恆順衆生，想此“恆順衆生”四字還需以“如來隨順覺性”爲注腳方可行之無過。且來靜心觀照，自會篤定一理：佛教的立場永遠都只能是“戒、定、慧”化導“貪、嗔、痴、慢、疑”，絕不可能要“聞、思、修”去遷就“財、色、名、食、睡”。“順”字在古文中有一深意，即“因勢利導”（依照時機順利引導），其義與佛教所說的“契理契機”相近。想我佛大師廣開方便之門，定非教人一味迎合苟同乃至降格失品地去向大衆獻媚拉攏，因爲這樣容易使人心態放任而助長歪風。畢竟，兼容並包不同於黑白不分，而龍蛇混雜自與海納百川有著天淵之別。要之，“恆順”的意思並非要行者去對大衆的習氣千依百順，似推銷員般巧言令色地呼喊湊數以鋪張教學場景，而是希望學人恆心順時地去投入任重道遠的事業。關乎此，《華嚴經·入法界品》有一句子是彌勒菩薩向善才童子開示菩薩操守而說的：“隨順世間教化調伏。”足見經中“隨順”二字，並非教人毫無原則地去遷就苟同，因爲“隨順世間”一語緊貼著“教化調伏”四個大字。須知教化調伏是必定要對民衆的“隨心所欲”有所違逆、有所降伏的，一切皆以圓滑為妙，那是屬於“顧客至上”的“生意經”。至於文教事業，董事豈是東主？校長豈是總裁？教師豈是員工？學生難道是顧客？若事實真是這樣，而大家亦習以爲常的話，則不得不中肯觀之、論之、斷之，反復析之、辨之、嘆之，以期有以長進之了。噫！原本為社會輸送清流的校園，其護牆早已擋不住了，西化的商業社會習氣已合理化了，真沒想到連一些學校也蠢蠢欲動了，竟以獲得所謂的“ISO”認證為目標。禁不住要想：這些條條“標準”真有助於樹立活潑潑的人文品格？還是這些“制度”有利於包裝出一間間“名校”、打造出一個個“品牌”？這所以說，文教單位最忌從摧殘人本而去遷就制度。

       師者，傳道授業，志學終生而解衆人之惑也。不能因爲時下出現了許多唯以謀份職業為了事的所謂“教師”，便因此而輕慢了住持道統的人師之學。言及世人輕慢之習氣，為教師者也確實沒必要去介意他人對自己的輕慢，只是一旦立志擔道便需嚴正以待，務必教導學子尊重自己所尊重的。言及師道，想教師對“耐心”二字自當有所深解。耐心的“教化”需有中正平和的心境為前提，而剛柔相濟的“調伏”尤其需要有堅定不移的操守為支柱。關乎此，切莫忘我佛大師有“默擯”之法，除此之外，釋尊還對當時外道所喜歡論究的十四個問題（“十四置難”）一概默而不答，以不加答覆來答覆冥頑不靈的提問者，這正體現了慈悲無比的佛陀有著不苟輕易的教學原則。而“誨人不倦”的孔子亦有一教育理念，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思是說：“教導學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他想說出來卻說不出的時候，不去啓發他。教給他東方，他卻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楊伯峻《〈論語〉譯注》）至於亞聖孟子更是直言：“大匠不因拙工而改廢繩墨。”又認爲：不屑於去教誨某些人也是對某些人的一種教誨。所謂契理契機、因材施教，“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説法”，同樣的，應以何神態得度者，即現何神態而為教誨。其實，只要深入觀察便不難發現這一規律：篤守氣節者，開始像是在違逆人情，但最終必定順應民心；處事逢迎者，開始像是在體恤人願，但最終必定擾亂民生。關乎此理，清儒王永彬《圍爐夜話》恰有一言可資對讀，曰：“以直道教人，人即不從，而自反無愧，切勿曲以求容也；以誠心待人，人或不諒，而歷久自明，不必急於求白也。”意思是說：“以正直的道理去教導他人，即使他不聽從，只要我問心無愧，千萬不要委曲求全，於理有損。以誠懇的心對待他人，他人或許會因爲一時不能了解而有所誤會，日子久了他自然會明白你的心意，不需急著去向他辯解。”（劉瑩譯校《圍爐夜話》）這話確實反映了一名儒者對孔子化導世人的苦心的充分涵泳：“別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擔憂的是，我不了解別人。”

        如果我們認爲現代人都是清醒著的，而目前的潮流時尚都是在喚醒著人們的，那我們便可以放棄我們信守的“不共法”，而去迎合他們喜愛的“共法”。否則，只能畢生堅持弘學往聖先賢的“不共世俗潮流時尚”而“共衆生醒時”之法。要之，與時並進並不等於追趕時尚，而此時代的嚴重問題是：現代人的聰明還遠遠落後於古仁人的智慧。今世學人之病態且不必一一盡數，但究一病根便能知其所衍生出之無窮病例：“今人不及古人者，事事皆虛浮也”（《圍爐夜話》）。此“虛誇浮躁”四字早已無孔不入，學人染其害久矣。想文教工作者若不以古聖先賢的精神為中心，難道可以按目前商業社會的官僚標準為依歸？事實是“所學者既是，須淡泊無外慕，乃能持久。不然，鮮有不轉爲俗學移者”（劉熙載《持志塾言》）。又“人犯一‘苟’字，便不能振；人犯一‘俗’字，便不可醫”（《圍爐夜話》）。東坡居士早有一詩，警戒諸生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當然，善巧方便是必要的，只是在施設善巧方便之前，還需先把全副心力用在掌握大義、鞏固本質上，不然在尚未學習辨識本、末、主、次，衡量輕、重、緩、急之前，又將如何去望、聞、問、切，而開方處藥？要之，教學授課、組織文教，並不是網海打撈或追看幾本暢銷書，不耕家田而到人園地順手摘瓜，然後加點小聰明便可攪拌成餐的。畢竟，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非驢非馬，終學不像西人，又喪失了家寳。時代再快又怎樣？腳步也還不是一樣要穩，這道理也和“末不末法都一樣”是一樣的，該學的還是得學，不可少的還是不可少。

        佛為藥王大醫師，順此不妨再說個故事，話説醫舘門外站著許多熱衷為醫王良藥宣傳的人，他們絞盡腦汁設計出圖文並茂的廣告，並訓練業務人員的口才以期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而此“先以欲勾牽”的手法也確實起了很大的效應，並成功地為醫舘接引來了一大群的病人。但在實質上他們卻是徹底失敗的，因爲他們在事後才發現原來前陣聲勢浩大，而後方卻儲備荒涼。眼看無人學醫、識醫、採藥、煎藥，他們也只好臨時湊合些“江湖術士”來搭建“空中樓閣”，以便在裏頭開設“速成班”。此時的局面自是一群煩惱的病人在影響著一群急躁的學人，最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的人都成了病人，而結局自然是一群病人在看顧著另一群病人。醫舘最終也因爲開鑼有餘而跟進不足，不但沒有“後令入佛智”，反而導致被接引者不斷強索“糖果”來維繫所謂的“信心”。直到這些裹在外層的糖漿被嘗盡，嘗者也無暇去留意個中是否有“真味”，縱使遇上“真味”也對它點到即止，然後繼續轉移目光尋找當初吸引他們進門的更多糖漿，直至麻醉無效、病入膏肓，而灰心離開爲止。或許這些人還會再等待另一處的招引，或許經過數次的進出以後，終身厭倦不再踏入。這故事裏的醫舘不也和現實中的一些“萬般藉口”節約師糧，而“千方百計”增設硬體、雕飾名堂以招攬生源的學校有相似的問題嗎？言及此，忽想起我國佛教界許多地方的財政預算案。或許我國許多佛教團體在用錢上真的需要懇切反思，因爲我們通常都是少了不該少的、省了不可省的，卻多了不該多的、花了不必花的。至於，探討編者、作者、讀者的關係，在某個層面上或許也和處理校董、師資、生源的問題有相近之處。

        筆至此，又牽起了心中一份期許，在理想的不以課程為中心，而以人物為中心的教學和“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任務中心，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錢公賓四先生《新亞遺鐸》〈新亞（書院）學規〉）的書院尚未進一步實現之前，不妨先來透過筆墨字紙，而在文刊園地構建“袖珍書院”，由此想來，雖説師生不能定時會面於現實場景之中，然卻可“同步悠游”於文林書海之間，而從容講學於“無何有之鄉”。循此次第參學上下古今、橫竪中外之人物，而遊訪天下人情、博覽大地風土，案湧山水，卷開天地，自見森羅萬象千里咫尺，字裏行間鳶飛魚躍，而神思往來一片光明空闊。想這該是怎樣的一番意境！說這樣的話，雖難免要遭人掏出“自以爲是”四字施贈，然亦至少可以省下許多周旋無聊人事的時間，而把握一點青春多讀兩本想讀的書，多見兩個能見的人。話至此，亦不妨再想深一層，學人與其爲了刻意表現“謙虛”，而被一些倚老賣老的所謂“經驗”耽誤，不如轉身回頭，對中華民族虛懷若谷的服善美德多加研味，潛修“讀書三昧”，期能從中吸取人文大群體的歷史教訓，而入大方之家涵泳尊師重道的真義來的確切。畢竟“世道”這一詞還常和“禮崩樂壞”四字打著交道。再説，“自以爲是”地去游心書海做個“五十三參”的學人，也總比架空游談、沾沾自喜地去當一個阿諛奉承的“學客”來得好。思及此，忽想起舊匣中藏有一紙塗鴉：書中天地日月長，正因爲文字所以宇宙才裝入了人心，經云：芥子納須彌，四海水入一毛孔。心大了，宇宙也就小了，小了宇宙，大了天地，古今人物可以聚談一處，談天説地，於是乎宇宙又大了。其實，心包太虛，無古無今、無遠無近、無大無小。

        君不見維摩丈室有大千思路，何必兜兜轉轉左右遷就？何苦唯唯諾諾上下討好？其實，一部部書有一個個人物存在著，而一個個人物無時不在定慧中靜默開示：“轉益多師是吾師”的妙法。所謂“大音希聲”，試問，若不潛修“讀書三昧”，吾人耳目當如何重回“靈山現場”？倘真能抱持“三顧茅廬”之誠意去一一開卷“請師”，莫說一代大師，代代明師亦無不“聽請”於一時之間。順道一提，全本四十二册的中國佛教界早期重要刊物《海潮音》在歷經八年的尋找、編輯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而幾年前中國也已出版了包括《海潮音》在内的《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這一部價格不菲的大書。提及此，不妨再來回顧一下往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太虛大師創辦《覺社叢書》，而在《覺社叢書》出版至第九期也就是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此時大師便決定將之更名爲《海潮音》，而《海潮音》也就隨之于一九二零年一月創刊。我國有心為佛教文刊作長遠計者，想必是有可能籌購這類珍貴書籍並恆心開展研讀計劃的，如此我國便可有更多寬厚的“天地”與資深的“明師”來培育日後在文教路上有志求進者。到那時候，人們自會更篤定地認識到文刊的永恒使命與時代任務——中流砥柱，匡正人心；逆水行舟，針砭時弊。要之，文刊三者皆同是一學人，而學人之氣節即文刊三者之操守。小鳥救火，精衛填海，愚公移山，雪地癡漢；水滴石穿，鐡杵成針，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明知不可而爲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所以說，文教事業最宜從堅守氣節而來擺正時尚。

        末了，時值虛公大師逝世六十二周年紀念日，私感今歲未能過海至慧堂對大師舍利塔獻供禮敬，心意有所未盡，惟以筆墨權當花果，遙對星空竊拈爐香，追吟大師《深夜》詩一首：“獨坐寒宵盡，寒宵忽已深。一燈冷相對，惆悵去來今。”又謹此節錄大師高足——續明法師於大師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上所發表的講辭，邀讀者諸君“同赴”六十一年前的一場追思會，聆聽一段抑、揚、頓、挫的“聲音”：“（陽曆）三月十七日是佛教巨人——太虛大師示寂一週年的紀念日。在這整整的一年裏，世界大勢和國家的局面，都逐漸地惡化起來！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全人類所渴望的和平，和我四萬萬同胞所憧憬的國家安定與繁榮，都幻滅了！全人類的内心惴惴地不安起來，尤其是内戰發生，使戰後在國際上的地位降低，全國同胞的生命財產重陷於砲火動亂的毀滅中，言之不禁令人傷心！……謹在此佛教巨人示寂一週年的紀念日，讓我們緬懷大師一生的懿言景行，大家向著他學習吧！不是嗎？來日的中國與世界，尤其是佛教，亟需要更多像太虛大師那樣的巨人，才克使中國及世界走入永久性的安定與和平，也唯有這樣，佛教才有希望，佛子才有前途，也才算是真正的紀念大師。這裡且從三方面來説明大師一生的學行：一、圓湛的思想……二、悲濟的言行……三、菩薩的精神：凡是偉大的人，都莫不有他特立獨行處。不然，爲什麽同是一樣的時代背景，一樣的社會環境，甚至思想際遇也大致相似，而會有高下懸殊的成就不同呢？這不能不説是另有原因。這原因用現代的名詞說，就是意志力的堅強。一件事的成功與失敗，都要看做的人是不是具有堅強的意志力。有志者事竟成；這是中國最普遍的一句成語，沒有堅強的意志，即使有崇高的理想、偉大的抱負，然而空腹高心，終是無濟於事的。虛大師之所以為一代佛教之大師，不在他思想的圓湛，而在他能以言行來實踐他的思想，雖然他的實踐與他的思想，尚有相當距離，然這在大師個人是已經圓成他的偉大了。形成大師思想言行的推動力，就是他的意志堅強。以佛法來説，就是具有菩薩勇猛精進的精神。菩薩的精神是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方便為增上，而行其上求下化的大行。這種悲智雙運所表現於外的態度，剛健中正，雄猛無畏，此實為大乘佛教的特色，佛法之可能即人事以向佛道的契機，就在於此。而大師獨能得之行之，是以他的言行愈著，他的思想愈是顯出博大精深，而站在世界、國家、佛教的前面，便有化娑婆成淨土，令有情得安樂的偉志壯行，其志行的堅厲，實以此大乘菩薩精神做中堅。回憶大師生前宏宣佛法化利衆生的時候，所遭遇的困難，頑強險惡，然終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困難，總期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生值思想紛亂的現時代，同時，又在政治不上軌道的中國，再加上腐蝕如第三期肺病的佛教，沒有像虛大師那樣堅毅不拔的菩薩精神，實難勝任。……大師的遺教猶在，殷鑒不遠，我們倘能以大師的志行爲志行，以大師的悲願為悲願，對現存的空洞的大乘，應名菩薩，痛加洗練，專精研索大乘實義，適應時代的思潮，符契佛意，以便做到真正有理想、有抱負、有内容、有步驟的菩薩乘的佛教。我們誠能這樣腳踏實地去做，不尚虛飾，不務假名，那麽，佛教前途的光明，定可日趨明朗，大師在兜率天上，也必含笑而讚曰：要得。……我們值此大師示寂周年紀念日子，不應如一般世俗的虛應故事，泛做追思，應本大師的壯志偉行，繼續努力，以全大師未竟之業。同道們，讓我們整齊步伐，一起向著這佛教巨人的偉績，學習！努力學習！”（《續明法師選集（下）》，〈向佛教巨人——太虛大師學習〉，臺灣正聞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二版，頁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