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在历代的雕塑和绘画中没有发现可以和西方媲美的作品，但正如我们在西方的概念中找不到“韵”和“空”的观念一样。就算是“仁”和“慈悲”，同样也找不到完全一致的对应词语。这原是十分平常的现象。人类整体的演进，本身就靠人类自身的和合，而不是这当中看似无可交流的差异性。差异而可以互补，文化和文明才会继续往前演化。
与其说中华文化中人的缺席，毋宁说是人的谦卑化和隐化。钱穆先生《人生十论》中曾有过一段精辟的叙述：“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了。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父的心，走向子的心里成为慈；子的心，走向父的心里成为孝；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里成为忠与恕。心走向心，便是孔子之所谓仁”。中华民族不是没有发现自己，而是在充分发现自我以后，进一步还发现了在自己以外，原来还有别人的存在。重视“孝”，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横空出世，独立、孤立于这个世界之中。在这个“我”之前就已经有父母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人世间的准备，而父母以外还有许多的长辈，乃至于“我”所不认识的长者。“忠”的提出与重视，同样也是这个道理。人没有办法忠于自己善良的本性，没有办法忠于他的家庭，他的师长、上司、朋友，他只能是“独夫”。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告诉我们不可以目中无人，因此也就特别强调谦卑、谦和、谦逊。在群体中不是想尽办法凸显容易膨胀的自己，正好相反的是，如何设法把这个极容易傲慢的“我”隐藏起来，好让人类的大群和谐而幸福。消泯了“小我”也就成全了“大我”。
尤其是佛教思想传入东土以后，中华文化中无我的特色尤为突出。佛陀鲜明的形象，不在于他发现了他自己或是人自身的主体性，恰恰相反，佛陀证悟了人本身也是空的以后，才突出了他在人类历史与文化中独特的形象。由此要说到的是王维的诗。作为诗佛的王维，正是在诗中消泯了他自己，他的诗也才显得空灵和宁静。因此，文学和艺术并非只有强调人的自身才得以成为文学和艺术。人把自己放下，乃至于整个地空掉，也是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事实上，说中华文化中人的缺席，也并不准确。从《诗经》开始一直到往后的文、辞、赋、词、曲等，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异彩纷呈，各有特色。屈原、司马相如、曹植、李白、杜甫、苏轼尽是各有风格的伟大文人与诗人。书法和绘画也是如此。由于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强调人不要一直只看到自己，看不见别人，我们的绘画中才不特别着意地勾勒自己的轮廓。大自然本就是人以及其它生物所共有，何必在在地凸显自己？
凸显自己往往有其弊端。百年前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对多国的掠夺 和侵略，不能不说是“人”，是“我”的过度 强调所引起的。中华民族这百余年来的积贫积弱，也是他人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结果。大自然如今的满目疮痍，正是因为人忘记了大自然本就不仅仅是“人”的。因此，艺术和美固然有其主观性，然而艺术和美若纯粹只是主观的概念，可以任意诠释，将把人类导入极度危险的境地。人的个性、特色或高大的“我”的背后，总得有一条智慧而富含品格力的勒马缰牵着，庶几才不至于在莽撞中同归于尽。
关于人的发现、重视与记录，中华文化并不以雕塑和绘画为主要表现的载体。对于有贡献的伟大人物，我们将之记录在文献典籍之中。其中尤为显著和重要的，便是正史里的人物列传。以事件为主的纪事本末体虽然也重要，然而以正统史学言之，纪传体通史或断代史才是正宗。略掉这些人物，将无法 构建中华民族的史学。熟悉中国历史的也知道，正史里头除了帝王将相、功臣与文人士大夫外，还有作为反面教材的佞臣、酷吏等的记述。除此以外，正史里也还有中国以外周边国家重要人物的记录。按中华民族的史学传统，人是基准点也是贯通整个历史发展与变化的主体。如果再把视域扩大至民间信仰，但凡有功于人民的人物，其生前死后人民奉祀的香火不断，有的甚至历千年而民众依然虔诚 膜拜。试问，中华文化如何不重视人？
最后，“人”如果只是一尊雕像或一幅画，仅仅陈列于艺术馆或博物院中，成为历史的一具标本，专家学者们闭门研究的对象，其精神不见称颂与传扬，这样的“人”之存在，究竟有何意义？这是“人”的发现，还是“人”的“物化”和“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