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爲至聖先師，两千餘年來被中華民族、朝鲜、韓國、日本以及越南等地的人民所歌頌和崇奉。因之年代邈远，民衆容易記得他光輝的品格，從而忘記他活著的時候，曾立下的功勳以及貢獻。思及孔聖，最易引起遐思的當屬“夾谷之會”。《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在齊國强權的逼迫下，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睿智，智退齊師，讓齊景公不得不爲了個人名聲，而退還曾經奪取的汶陽等地。孔子的英武、剛毅、聪慧，於此可見。
至於孔子的經濟觀，一般不爲人所重，歷史文獻也比較稀缺，致使一般人多以爲孔子只是一介書生，對家國天下的大事毫無辦法。若用心讀過《論語》，而非摘章抽句地寫論文者，必然記得孔子曾經說過人民比較富裕了，就要“教之”使之有文化、有教養，以及有教無類等等的话。可知，孔子從來不是一个空談理想的人。《論語》〈顏淵〉里有這麽一則記載，鲁哀公請教孔子的學生有若關於賦稅的問題，有若把他從孔子處學來的經濟政策向鲁哀公復述了一遍。他認爲抽取百分之十的賦税就已經很足够了，再多人民的生活就會過得十分艱難，賦税若不加節制，那麽國家的動蕩不安，很快便會降臨。這樣的經濟思考，即便到了今天仍有借鑑的意義。
《論語》〈季氏〉記載冉有和子路時為季氏臣子，幫季氏聚斂財富之餘，還將協助季氏攻打顓臾。若說才幹，孔子的這兩位學生不能不說是極有能力的了。然而孔子知道他們的預謀後，孔子的態度正好説明了中華文化不以強大、利益爲主的特點。作爲老師的孔子態度十分堅決，他認爲顓臾曾經主持過魯國的盟會，地域也在魯國境内，從情感和道義的角度言，攻打顓臾絕對是錯誤的舉動，並對兩位弟子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這一章孔子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這種不擔憂錢少而擔憂分配不平均，不害怕貧窮而害怕不安定的理論，難道不也是國泰民安的重點？孔子的意思十分明確，錢財分配平均了就沒有貧窮，大家和睦相處，生活安定，社會太平，也就沒有甚麽危險了。而不均與不安的社會狀況，正是目下世界性的大問題。因此，信口說孔子只會空談不切實際者，顯然對孔子的思想一無所知。最爲關鍵的是，一個對人類精神世界具有引領及指導意義的聖賢，其自身的重心本就不該放在經濟、金錢與物質享受上。一部《論語》若以經濟為重點，指導人民如何賺錢，指示國家如何發展經濟，那麽孔子的意義也就只能和盧梭相上下而已。唯有超越世俗，超越功利，提示人類如何安身立命，駕馭自身種種欲念的人物，方才會提升為一個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從中華文化言，孔子就是這樣一位當之無愧的聖人；從佛教的角度言，佛陀無疑是最主要的覺知者。
現在一般人談及孔子，容易從事功上去刁難，去苛求。原因無它，現代人再也不受傳統教育的熏陶，人云亦云而不知回歸原典則是根本的因素，这實在是現代教育需要檢討之處。另一個原因，則是中華民族的高度西化所致。過去我们也重視民生，強調經濟的重要性，卻絕不會把比尔盖兹、索罗斯、李嘉誠奉為偉人或者典範，這是中華文化極重涵養，亦極富智慧特質所造就，今人甚難體會。西方一向以來崇尚英雄，認爲活著便功成名就者纔是成功的楷模。一代大儒錢賓四先生曾被如此問過：“你們中國人總是崇尚失敗的人物，不如我們歷史上的英雄，一個個都是卓然有大表現、大作為的人。”對此問題，錢公認為人物有兩种，一種是時代人物，一種是歷史人物。時代人物是他活著的時候成功，死後不再有人提起他，他的影響也十分微小。歷史人物則不同，他活著的時候或許不成功，然而死後卻澤被後世。論及孔子，錢公曾這麽表示：“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處，只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这事業里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这个人。如此來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够。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于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爲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们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只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別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个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没有歷史？”
錢公說中華文化乃農耕文化，相對於遊牧文化、商業文化，“安、足、靜、定”為其本質與特色，相對的遊牧文化、商業文化的特點則為“富、強、動、進”。故此，中華文化看人，不僅僅看他的成敗，最看重的還是這个人的品格。岳飛縱使没有成功，孫中山也說“同志仍須努力”，但他們終究還是人們心中永恒的岳飛和孙中山。曹操重權謀、狡詐，故此他在中華文化中不甚重要。相比之下，關羽重道義與情義，在民衆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形象便十分崇高。時至今日，我們崇尚的不僅不是英雄，反而只是商人与政客，一切只以利益為最終考量。但凡為國際所聚焦，身家百億的都是民衆趨之若鶩的對象。這實在是人類文化的墮落與敗壞。要之，若將名、利、權奉为圭臬，置道德品格於不顧，生命再也沒有更遠大的志向，便没有今天世界僅存的古老文明，一個綿延了超過五千年，今時今日仍源源不斷供應養分於世人的中華文化。對於今日受西方影響而形成的崇尚成功和英雄的淺薄觀念，錢公於《中國文化史導論》裏的這一番話十分警醒：“富者不足，強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強。以不富強遇不安足，則雖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類文化乃得永遠動蕩而前進”。人類這百年來遭遇的大問題，一切皆導源於片面地追求富強，以爲動進便是進步，便是現代化，便是生命的最終依歸。在追求治平之道上，全世界顯然選錯了相反的方向而不自知。
另一方面，一般總以爲現在比過去更多元、更丰富了。然而仔細觀察與思考，不難發現，現在相較以往，其實單元化的傾向越發明顯。過去文化、教育、藝術皆講究操守與原則，各行各業擁有自己的特色與個性，走入博物院人們的驚嘆無處不在。而今日的我们，除了錢，除了權力，除了物質以外，我們还能夠包容、虛心學習甚麽？過去聖賢有聖賢的位置，忠臣孝子也有他不可磨滅的形象，而今除了自我、自私、自大，一切善與一切聖都要懷疑與剔除以外，究竟还容許甚麽存在？不僅對孔子、孟子、朱子如此，將這一些聖賢替換成佛陀、耶穌、安拉，也盡無不是如此。現在商業化、消費化的大潮，早已經進駐並侵蝕了文化界、教育界以及宗教界。一切无情、虚无地令人擔憂。錢公說得好：“有些處，我們且莫先罵古人無知，該自責備自己讀書不細心纔是”、“我們最好不要隨便批評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們批評他，他也無奈何”。今人不談道義與責任，不談涵養與性情，盡想取消千百年來不易保存下來的偉人名字，只談金錢與權力，只看眼下利益，不能思深慮遠，克己守成，國破家亡，民不聊生，指日可待。
學習歷史是要我們透過豐厚的歷史積澱，超越於問題之上，思考得更長遠，更深刻，以便打破目光短淺、躁動和心氣粗浮的習氣。學了歷史我們便該對事情以及世情知得真切和篤定，而非反過來隨波逐流，湮沒於時代的洪流。若僅在參考性的數據中迷失了自我，在一般現象中流轉而不能自拔，并不自覺地流俗，歷史也就再也不需要了。至於批評孔子說他不現實，無疑與一般人批評老師賺錢不多，無須尊重般如出一轍。老師自己批評老師的始祖，老師自身不知自重，又如何讓民衆、孩子敬重老師，從而敬重老師所傳授的知識、學問、涵養以及文化傳統？如斯劣狀，積習已久，可嘆之極。
然而不管怎麽樣，孔子至聖先師的地位，不會因爲衆人的浮誇與粗疏而有所動搖。借批評孔子以及中華文化從中牟利的人，他活著的時候可能已經不重要，死後必然煙消雲散，輕如鴻毛。其實，這還算是比較好的結局。更嚴重當屬被載入史冊，從此留下惡名，成爲歷史的反面教材。當然，好名好利的人，他的思慮不會到如此深度，或許從來便不屑如此考量。
要之，人類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光輝而能夠傳遠的人品，而非一個自身功成名就，對後代卻不具備任何積極意義的普通人。前者乃大公無私的精神傳統，後者不過是小我自私之欲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