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陈绛雪 摄影： 叶添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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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 |
当下“中庸”热议，钱公宾四，来得適逢其时。
王德龙口中的钱穆，是近代极少数学通“四部”（经、史、子、集）的近代学者，甚至可以说，在他之後，已无人有此博大深厚学问。
黄智鸿眼中的钱穆，是具有历史观和时代感的大家，具备孔子“温良恭俭让”之涵养，用诚意问学的温柔敦厚之师尊，让人感觉温情，怀抱敬意的长者。
一代大儒，生於清末，跨时代到中华民国，经历革命與抗战及至国民黨出走台湾，先後落足中、港、台两岸三地，虽无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却自学成师，一生精研学问，教育树人，致力於比较中西方之差异，为失去信心的中华文化寻找出路，关心国家时事，临终前仍忧心台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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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王德龙（右）； 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黄智鸿。 |
王德龙與黄智鸿，当初开设敬学书院，乃受钱公教育之感召；当下时代，人们用对立與谩骂方式处事待人，更显钱公读书人之可贵情操，今日追思，算是间接促成之缘，重新宣扬中国传统教育的读书真义，中庸之道，以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平心静气之论事态度。
话题自然而然扯到香港占中运动及马来西亚近期的“挺中庸运动”等热门话题，再探讨大部份人对“中国”
及“中国人”人如刺猬般的敏感，甚至是不屑、鄙视和否定，继而牵扯近期火热的中庸话题。
不只是马来西亚越来越偏激的政治、种族和宗教的倾向，也涵盖香港、台湾及至世界各地土生土长新世代“去中化”甚至“否定中华民族身份”的大趋势。
早该省思———教育何以失去本性，人们何以失去平和理性？
从颓废衰弱中重新自强
追根究底，或许可以羸弱的清末为切入点，西方列强入侵，文化大冲击，许多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往後发展就如王德龙所说“在那之後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不甚瞭解，或是瞭解得很肤浅”。
也是在清末开始，西学东渐。跨清末及至革命时代的钱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比较东西方教育和文化之差异，而後“择善固执”，成为少数坚信“中华文化才是世界观”的读书人，並以“一介书生”之能，写下《国史大纲》，建立起学生们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信心。
当人们悲观沮丧地说中国一定亡，钱穆深信能从颓废衰弱中重新自强；当抗战最低迷时，钱穆一人说必定会胜利；抗战近尾声，钱穆说中共必然崛起，往後辗转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列下24条仔细而深刻学规，以人为中心，课程为次之传统教学。
回看今日之况，恍若清末民初之时，当人们失却信心，自卑、自贬、自我否定，崇拜西化，钱穆却贯彻其平常对弟子的教育“看问题要入乎时代，又超乎时代”。
当人们批评中国政治“君主专制”，他却拒绝如此简单概括中国传统政治，而认为是“一种自適国情的民主政治”，主张“应在固有的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而非以後见之明浅薄地非议與污蔑之”。
一生坚持中华文化
黄智鸿强调，无论如何时候，钱穆对人对事，总是平心静气地说、讨论、回应、反驳，不似一般人容易激动、动气、偏执或失却理性，终其一生坚持中华文化，忧心“文化断层，历史也就断层”。
对当下许多人特别“敏感”的“中国人”问题，他坦言“纵有千言萬语，也不比钱公一言来得深刻，宏观涵盖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的‘中国人’，也可作为厘清全世界‘中国人’定位的精辟良言。”
“钱公说，中国人的天性，不是讲我，不是讲你，一个一个地讲，那是个别的，我们讲一个大的整體，亦即完整的中国人，不是讲今天的中国人，而是中华历史以来的中国人。”
“其实中国人不该狭隘地局限在国籍概念上，‘中国’二字本来就包涵文化意义。”
“人们说中国一定会亡，他不认同，坚持‘喊’中国文化好，但他的‘喊’却是温和的、亲切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完全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教育。”
“钱公就用一辈子的诚意，慢慢地梳理这个问题，而且是很沉得住气，完全體现孔子的温、良、恭、俭、让，那种既非常坚定，不随波逐流，却又不激动谩骂的温柔敦厚。”
教育连贯古今中西
关於教育，钱穆连贯古今中西，再对照分析二者的意义取向、精神特质和培养目标之後，得出以下评析。
在教育意义上，西方教育核心重知识但倾向功利，而中国教育根本则教人为人。教育精神方面，西方教育失於冷酷，中国传统教育重人重情。
至於培养目标，西方教育可培育专家，但每人著重一学，彼此奔驰日远，隔别日疏，之间不相知，成为外在知识的工具和附庸，约束了人生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则培养通德通识的人才，很早就认为学之功用主要在於完成人，实现人之为人的意义。
反观所谓的现代教育，对教育树人之书弃如敝屣，仅采纳空有知识却无人道（做人道理）的课本为正规；古人读书学做人，今人读书为考试，黄智鸿看古今读书态度之差异在“温情”，读书变成了没有感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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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学历只到中学， 却成为备受景仰的国学大师， 倾尽毕生精力于教育树人工作 |
读本应具备的信念
钱穆在其著作《国史大纲》引论就已说明“读本书须先具备以下信念”
———凡是一个国民，一个具有基本知识，有受过教育的人，一定要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常识，有一个认同，然後，还要有一种温情與敬意去解读历史，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至少不会感到自己是站在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本身种种罪恶與弱点，诿卸於古人。
黄智鸿再从“中华传统教育”的根本思想续谈：“在历史文化里，萬世百代点滴生成的人文教育，早有‘赞天地之化育’一说，认为文教辅佐自然，人文可赞助天地，化育人與生俱来的天地良心。”
通过教育修养人性
“四书之一的《中庸》再肯定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受此文化熏陶的後人张载继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聖继开学，为萬世开太平’。”
再说《中庸》，並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更深中心思想在於通过教育修养人性，主张读书问学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中庸》所载，古人之教育中心，也是钱穆一生秉持並实践的读书之心得。
再问———教育何以失去本性，人们何以失去平和理性？
层层追溯，环环相扣，最终仍是回到根本———源自中国的中华教育本质，讲究中正平和的韵律。
读书为何？何谓读书人？
黄智鸿毫不思索昂扬顿挫———读聖贤书，有天地良心，是为读书道，方为读书人。
当下，豁然，暗赞。好一句“读聖贤书，有天地良心”！
钱穆简介
钱穆，字四宾，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1912年，归乡执教小学，後历中学而大学，先後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1914年只身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
1967年起定居台湾，受聘於中国文化学院，任史学研究所教授，继续从事教学直至1986年。他从事教育历时之久，且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研究生，教学品类之全，鲜有人可比。
一生站立在教育前线，奔走操劳，並利用自己深厚博大的学识，阐明教育的理念，尤其重视中华文化及中华传统教育，诸多思想至今仍成为学堂借鉴，是近代极少数受到一致推崇的教育大师。
手记
现代人，尤其读书人，甚麼事不能好好说？对於钱穆，同是读书人，没甚麼事不能好好说。
钱穆学贯古今，追思学习一位又一位可亲可敬的中国人。通过钱穆，我们追思学习历史上一群可亲可敬的中国人。看古思今，这位“中国人”，很重要。
一席简谈，王德龙與黄智鸿，皆以“先生”尊称钱穆，此次请来的4位讲师，皆非等闲之辈，也都对钱穆怀抱相同的温情與敬意，即使众多大学教授，提及钱穆，也都自然而然称以“钱穆先生”，幾乎无人直呼其名，其地位之崇高和受人敬仰，必因有其过人之处。
清流难寻，坚守原则和理想和清流，更难得。做人处事，当如钱穆，不枉读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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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追思讲学】
主题：温情與敬意
日期：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及1月1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时至傍晚6时
地点：雪兰莪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主讲：台北艺术大学荣休教授兼钱穆先生弟子辛意雲教授
北京清华大学彭林教授
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
南京大学曹虹教授
面书：敬学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