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命垂一线的时候，如何活下来是最关键的问题。在此急迫的势态下，其余的一切皆不重要。然而，这种生命状态如果维持过长时间，人的一生也就只剩下了动物性的本能，谈不上文明，说不上文化，就算是昙花一现也比目下这种状态来得强。虽然如此，若与建设并排视之，昙花一现也仅仅只是绚烂至极，光华四射以后，终究没能留下些什么。就人类生命言，代代相承，承前以外，尚能启后，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底蕴，实是人类异于禽兽的一大关键。
因此，救亡固然重要，但是在救亡以外，如果可以将目光与胸怀放得更宽大和长远，那么我们便知道除了救亡，还得用心建设。唯有在艰困中立定建设的脚跟，救亡以后方可迈向光明，茁壮成长。以二战日军侵华为例，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的大学，在物资匮乏，时势危急的条件下，迁往云南昆明，暂时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路途中甚至有老师和学生不支病逝，但是这支壮健的队伍依然坚持前进，为战后国家、民族的建设，培养了许多人才。
当然，当时的西南联大只是不畏日军胁迫中的一员，全国各地类似的壮举并不鲜见。就当时的日军言，纵使没能快速统治中国，最低限度可以遏制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显然是他们胸中险恶的图谋。而中国人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其实仗不需开打，实际上早已经败北。钱穆先生在《文化与教育》〈过渡与开创〉中曾言：“茫茫然的前进，大体还是在过渡的行程中，而肃然停止下来，反而常是开创之征兆。”此处所谓停止，非谓一切无为，而是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必须在外在动荡、变幻无常的事态中，停止不必要的流转，把握到笃实且真实的方向。
再把目光拉回现在，回视我国。华社实在也应该看清这一点，不好在救亡的状态下，忽略了更多也更重要的建设。不是救亡不重要，而是除了救亡，还有更迫切需要关注和建设的重点。一方面固然有许多顽劣的手段需要应对，另一方面我们自然也不要只是陷入其中。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校长、师资派往华校，或者补选中种种耸人听闻的说辞，还是其它一贯不利于华社的政策，给予相应的重视和应对以外，也该有人在此艰难的状态下，把其余的部分，尤其是文化和艺术一一建设起来。并且还不仅仅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状态而已，在此残酷的现实中，如果我们还能开出灿烂的花朵，被世人所注目，这无疑是更好、更积极的还击。我们从原该被破坏而无法立足的诡计中，坚强地站起来，勇往直前，健壮地、豪迈地走向更远大的未来。
如此又得回顾汉唐盛世。汉唐两代的盛大、开放与包容，建立在对自我的充分认识与肯定上。对自己有信心，方能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对自己仅仅只是片面的、偏颇的认识，甚而至于一无所知，实也谈不上开放与国际化。此中所朝向的目标，必也是被同化一途，而终于泯灭了自己而已。
能不戒乎哉！
